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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口腔科
口齿科疾病在秦汉时期,虽然尚不知有否专科著述,但从有关文献叙述和出土文物等,仍可看出其医疗保健的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关于口腔、牙齿之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有了比较高的要求。例如:《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瓠犀”,即指牙齿要如同葫芦子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对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龃龉,咬合不齐者病之为龊,排列不正者称为龇,不平整者为龋,均视之为病态。为了保持口腔卫生和预防牙齿疾病,除强调饭后漱口等外,此时尺有剔除齿缝间食物残渣的习惯。1976年,江西省南昌市发掘了汉末三国东吴时代的高荣墓葬。其中有一个金制的,两端分别为耳挖勺和小杨枝的龙形器物。小杨枝是龙的尾部,圆形,末端尖。研究者考证认为此系墓主人生前用来剔除齿间食物残渣的口腔清扫用具,此小杨枝也就是今之牙签的雏形(周大成:江西省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发现的金制小杨枝,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2):23-24,1981)。
关于口齿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西汉名医淳于意在其诊籍中记录有用灸法和苦参汤含漱治疗龋齿的方法,且指出其病因为“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可见当时对口腔不洁与致龋的关系已有所认识。
关于砷剂失活牙髓技术,东汉张仲景已首载使用含砷制失活牙髓的方法。《金匮要略》有“小儿疳虫蚀齿方”,其处方为“雄黄、葶苈,右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溶,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其中雄黄的化学成分为二硫化砷。明代《本草纲目》也记有用醋调砒霜,待干取粟粒大,以绵裹安齿缝内,第二天取出的医疗技术。砒霜为自然砷。该法所载用药量及失活时间,并要求来日取出都是较科学的。美国的斯普纳(Spooner)于1836年始用砷剂失活牙髓,该技术到今天仍是临床所常使用的。
八、针灸科
汉代针灸学术,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继续取得发展。
淳于意是西汉初期的著名医学家,他从公乘阳庆、公孙光等战国时期老一辈医家那里继承了针灸学术,并将其传授给高期、王禹等人。针灸学在《难经》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难经》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针灸学理论有一定的充实和提高。在西汉时期,刘胜墓出土的九枚医用金针和银针,亦标志着针灸用具的显著进步。《后汉书·郭玉传》的记载,有涪翁、程高、郭玉等一派互为师承的针灸家撰著《针经》、《诊脉法》等,互相传授,虽然均已失传,但涪翁“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的高超针术仍得以流传。程高学于涪翁,并将所学针灸技术传与郭玉。郭玉在东汉和帝(89~105年)为太医丞,在针灸上不仅具有“一针即差”的本领,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针有分寸,时有破漏。”他认为“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说明在针刺治疗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已获得显著的疗效。
西汉末至东汉延平(8~106)年间,在针灸史上出现一部名著《黄帝明堂经》;即《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腧穴学专著。隋唐之间,曾先后两次由政府下令,加以修订,规定为针灸医生的必修课本,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对后世中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威汉代医简》有九枚医简涉及针灸,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留针时间较长,可达“炊米一升顷”之久,简文共载有三里、肺俞二穴。其泉水,从上下文看亦当为穴名,但不见于后世针灸著述。肺俞穴,似为脾俞穴的误记。三里穴,原简作“时下五寸”亦与今穴不同。简文还谈到刺灸与年龄的关系,这也是其他针灸著述所未见的。《黄帝虾蟆经》是一部论述四时刺灸禁忌的专著,全书有十分之七的内容为插图,其中有一幅全身谨避针灸的人体图,是按六十甲子交替排列的,共有六十个禁刺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