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中医调理怎么看

　　鼻，古人认为天食人以五气从鼻入;地食人以五味从口入。鼻为肺之使者，鼻一呼一吸相乘除，而引气于无穷。古“自”字，就是鼻，所以我们常点着鼻子说就是我，民俗认为胎儿始生为鼻子，为五官九窍之先生成者，因此有“鼻祖”的说法。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鼻为肺之官。肺病者则喘息鼻张。

　　舌，舌有两用：一是用来说话，二是用来别味。篆文写法从干口。干，犯也，言犯口而出之，食犯口而入之。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舌为心之官。心病者则舌卷短。

　　口，人用来说话和吃东西的工具。其中包括“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　口唇为脾之官，脾病者唇黄。

　　听五音

　　关于音乐的起源，我国古代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生于天“气”;一种是生于人心。

　　而音乐生于人心说与生于天“气”说并不忤逆，音乐是从人心取得其内容，从自然存在取得其形式。《礼记》指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吕氏春秋·音初》说“音成于外而化于内”。《史记·乐书》说“情动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即，音声是自然界的物体及人内部状态的表现，反过来，通过这个表现，便可推知他们的内部状态。“气强则声强，声强则其众劲。律者，所以通气，故知吉凶也”(《史记索隐》)。神秘的“声占”由此发展而来，中医四诊中的“闻”也与此相关。

　　具体到人体生命与律历的结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而五音与藏腑的五种情志变化具有“同声相应”的规律，即“肝，在音为角(可用简谱记为‘3’)，在志为怒;心，在音为征(可用简谱记为‘5’)，在志为喜;脾，在音为宫(可用简谱记为‘1’)，在志为思;肺，在音为商(可用简谱记为‘2’)，在志为忧;肾，在音为羽(可用简谱记为‘6’)，在志为恐。”

　　宫、商、羽、征、角五个音阶及其以它们各自为主谱写的调式或乐曲不仅具有不同的物理声学特征，而且可以引发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如古籍中所说：“角谓木音，调而直”，“角”乱则忧，其民怨。“征谓火音，和而美也”;“征乱则衰，其事勤”;“宫谓土音，大而和也”;“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为为金音，轻而劲也”;“商乱则陂，其宫坏”;“羽为水音，沉而深也”;“羽乱则危，其财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此，根据五行学说，既然人的藏器在不同的季节具有不同的生理状况，而音乐又起源于对自然意境的模仿与再现，那么，在藏器与乐音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相生相克关系，即，可以用“五音”谱写的相应乐曲调式来刺激和补益相应的藏器功能，这可以称之为中医顺情音乐疗法。

　　除《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和《金匮真言论》等篇中有五音入通五藏，而与五志相关的论述外，我国古代对音乐疗法的研究也反映在一些古籍当中。如《欧阳永叔集》中曾记载，欧阳修患有忧郁症，食欲大减，屡以药疗不效。后闻宫声数行，久则乐之愉然，不知疾之在体，故而他指出“用药不如用乐矣”。明《幼科发挥》载有用乐舞调治儿童精神困倦症的验案：一儿病后喜睡，二目不能开，神昏欠惺惺，乃神倦也，令其家中平日相与嬉戏者，取其小鼓小钹之物，在房中床前，唱舞以娱之。未半日，目开而平复。由上述可知，古人不但对音乐调节情志的作用有所认识，而且已经将其运用在临床医学中了。

　　古人对音乐的态度有如下几种：墨子着《非乐》，认为王公大人为乐，必厚敛于民。老庄亦非乐，“五音令人耳聋”，而赞美天籁，贬低人籁，认为音乐扰乱人性。儒家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之质在于和。司马迁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着其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