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性变态

　人类的性包括生理、心理、社会三维度。性的健康正常与否，都受这三种因素的影响，而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的条件下，人们会认为某种性行为是正常的、允许的，在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的条件下，人们又会认为这种性行为是反常的、不允许的。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反常与不允许的性行为中，有些被认为是罪错，如强奸、通奸，有些被认为是变态。社会越是发展，这种区分就越是细致、严格。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秦、汉以后，封建社会形态得以确立，社会文化也开始繁荣与发展，对于性问题的观察与分析也较前有显著发展，对性变态的现象也开始有所记载，直至后世。从性变态的形形色色，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一个侧面。当然，衡量哪些性行为是正常或反常、变态，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只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观察与总结过去。

　　例如上一节所述的同性恋，在汉与魏、晋之世，社会并不认为多么不正常；而时至今日，美国全国心理学会于１９７３年也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同性恋是“非异常行为”；至于那些有同性恋传统的民族和地区，更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以以下这些现象作为性变态，而且记载在史书以及许多野史、笔记之中的。

　　一、“两性人”

　　“两性人”是一种生理畸形，即亦男亦女，在女人前是男人，在男人前又是女人，对此古人称之为“人妖”，又谓之“隐宫”，俗则称之“天阉”。据《内典》云：

　　人中恶趣有五种不男：天、竖、妒、变、半。且有五种不女：螺、筋、鼓、角、线，俱终身无嗣育。

　　有人解释“隐宫”（天阉）的五种含义：不男之“天”即天生性器萎缩，不能勃起。“竖”（或称“捷”）是：生而为男却是女人，反之，生为女人却是男人；古人更云“值男即女，值女即男”，意谓见了女人是男人，遇到男人就成女人。“妒”是所谓“似有似无”。“变”是一半为男，一半为女；或半月为男，半月为女。“半”则是“无异而不能”之意。

　　至于“不女”，就是俗谓“石女”，而“螺”、“筋”、“鼓”、“角”、“线”，以现代医学语言来说，就是性生理障碍，大多可用外科手术矫正之。

　　这种不男不女或半男半女的“阴阳人”，在生理学上如同太监一样是“中性人”。日本古代这种情况也很多，叫做“二形”或“半月”。明代人则称之为“人屙”；白话文学家则称之为“人屎”。《万历野获编》“人屙”条云：

　　人生具两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经载五种黄门，其四曰：

　　“愽叉半”。释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问有“男脉应，女脉应”之说，遂具两形矣！

　　晋惠帝世京洛人有兼男女体，亦能两用，而性尤淫。解者以为男宠大兴之征，然亦不闻一月中阴阳各居其半也。又吴中常熟县一缙绅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当其不能女时，崇砧（昔时夫妇燕好时用的一种小褥，承受作爱时所流精液血水用）避去，以诸女奴当夕，皆厌苦不能堪。闻所出势（阳具）伟劲倍丈夫，且通宵不起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二形，则天上已有之，何论人世？

　　《万历野获编》“不男”条又云：

　　晋废帝海西公有隐疾，汉武阳侯，樊市人不能为人。元魏仇洛齐生非男，北齐临潼令李庶之天阉，隋大将军杨约之为×所伤，皆是也。本朝藩王则楚王英?，亦传闻不男，大臣则杨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闵工部梦得，俱云隐宫无嗣息。

　　《癸辛杂识》则记载了有个军事统领叫赵忠惠，他的幕僚赵参议有个婢女聪明美丽，许多官员都喜欢她，赵忠惠也是同样，他千方百计地把这个婢女弄到手，要和她发生性交关系，但婢女坚拒不从。赵忠惠既气怒又奇怪，强剥她的衣服，发现她是“两形人”，认为这是妖异，就把她杀了。

　　《子不语》卷下“石男”云：

　　石男二字，见太元经经，起来久矣。至于半男半女之身，佛书亦屡言之。近复有所谓石男者：扬州严二官，其貌美，而无人与狎。其谷道细如绿豆，……昼食粥一盂，酒数杯，蔬菜些须而已。多则腹中暴胀，大便时，痛苦异常。

　　又如明人隆庆二年奏牍中有：“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而明、清人笔记如郎瑛《七修类稿》及嘉靖王济的《询堂手录》也记有公猿变母猿的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狐狸精的描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活的现实：

　　旧传：狸有两体，其年久者能变幻惑人。遇男则牝，遇妇则牡。今京师有此妖，或一家中内外皆为所蛊。各自喜为佳遇，然实同此兽也。狐与狸又各一种，而世多混称之。

　　变性者混入宫廷，史料较多，尤其是易服变性有时还被传为美谈。如《晏子春秋》记载：“灵公好妇人而为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宋书·五行志》记：“魏尚书何晏服妇人之衣。”《北齐书·元韶传》言文宣帝“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王嘉《拾遗记》云：“汉哀帝董贤更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也是穿女人的衣服。至南朝梁、陈时，由于一些男子经常沉湎于女色，一些男子居然“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到了明代易服变性的“人妖”更普遍地公开化，可能是由于男色盛行之故。因此戏曲院本中如徐渭有《女状元》，王媪德《曲律》中更有“男皇后”，搬演于戏台之上。

　　古人不管男扮女还是女装男，都称之为“人妖”，如《南史·崔慧景传》：“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此人妖也。”此外，如《乾?子》一书中的孟妪，《玉堂闲话》中的白项鹤，都是易服变性的“人妖”。古人对“人妖”是鄙斥不屑的，如《荀子·非相篇》指斥：“人妖”云：“美丽佻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韩愈的《辞唱歌》也斥骂“人妖”说：“岂有长直天，喉中声雄雌？君心岂无耻，君岂是女儿！”

　　对于以上所述“人妖”现象，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情况并不相同，应作具体分析。太监以及太监娶妻现象，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应予彻底否定；至于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阴阳人”，是性生理畸形，应予医治；至于易装，目前女着男装，社会一般不以为非，如在日常生活中男子爱着女装，那就是一种性心理变态（称之为“易装癖”），就需要加以矫治。

　　二、恋物癖

　　恋物癖是一种最有代表性的性的岐变现象。当然，恋物成癖者古今中外甚多，多数并不与性有关，但对有些现象如果不从性心理的角度来看，恐怕很难以解释。而且，在性心理变态的诸现象中，恋物癖最为复杂，这是因为“物”的范围实在太广了；同时，还有正恋物癖和反恋物癖之分，从表面上看，方向似乎截然相反，但其根源则往往是相同的。恋物癖者所恋之物，往往和人体有一定的关系，如履恋、足恋、发恋、屎尿恋、爪甲恋、疮痂恋等等，在这些方面，真是无奇不有。（恋物癖的范围应该是很广的。在西方性科学中所谓“物恋”原先只适用于衣履一类的物件，但是１８８８年法国的皮纳出版了《实验心理研究录》一书，被认为是典范作品，皮纳在这本书中提出全部性的选择是一个物恋的现象，他说，“正常的恋爱是一套复杂的物恋现象的结果。”）

　　首先是履恋和足恋。

　　履，是一种物，它和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把足和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原是古今中外的一个普通趋势，所以履恋和足恋现象的产生是有个自然的根柢的。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正常的在恋爱状态中的人也认为对方的足部是身上最可爱的一部分。在许多不同的民族里，一个人的足也是一个怕羞的部分，一个羞涩心理的中心。但是，任何正常的心理如果超过了应有的程度，都会走向荒诞和谬误。

　　在中国历史上，伶玄《赵飞燕外传》所述的汉成帝和赵昭仪合德的性的关系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足和性兴奋的关系有时可以达到多么密切的程度：“帝（指汉成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耶？’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变动乎？’”从上述记载可知只有合德的足才有这么大的魅力，而飞燕就不行了。

　　古人有不少名文、名句都反映出一些足恋或履恋的倾向，例如：张衡《西京赋》：“振朱屣于盘樽”。

　　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陶潜《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同素足以周旋”。

　　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临流洗素足”。

　　《古乐府·双行缠曲》：“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独知可怜。”

　　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

　　杜甫诗：“罗袜红蕖艳”。

　　韩偓《香奁集·咏堞子诗》：“六寸肤圆光致致”。

　　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碧梳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其他醉，笑把花前书画裙”。

　　李商隐诗：“浣花溪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段成式诗：“醉袂几侵鱼子缬，飘缨长戛中医诊疗钗，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托锦鞋”。

　　唐镐为窅娘纤足舞作诗：“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

　　如果说以上这些诗文可能也只是一种感情的宣泄，或仅仅是“无病呻吟”，那么历史上还有一些更为明显的记载。如《晋书》第四十九卷《孚本传》说：“孚性好屐，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王士桢在《池北偶谈》卷九里认为这是典午人不顾名教的流弊的一大表示。其实，这类癖习自有其心理的根据，以至于性心理的根据。阮孚的遗传似乎不太健全，他的父亲阮咸‘任达不拘”，气不过北阮的盛晒衣服，自己（属南阮）也把大布犊鼻用竹竿张起来。他‘耽酒浮虚”，连猪群尝过的酒也能喝。他“纵情越礼”，和姑母家的胡婢有性交关系，即使在居丧时也不自裁节，阮孚就是这胡婢生的，其母系的血缘虽不可知，但是如以情理推论，大概也不会太好。

　　清袁枚的《续子不语》卷一载有由于履恋而致疯狂的一个例子，题目是《几上弓鞋》：“余同年储梅夫宗丞，得子晚，钟爱备至，性器端重，每见余执子侄礼甚恭，恂恂如也。家贫就馆京师某都统家，宾主相得；一日早起，见几上置女子绣鞋一只，大怒骂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辈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见之，谓我为何如人？速即掷去！’家人视几上并无此鞋，而储犹痛詈不已。都统闻声而入，储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见不得大人了！’都统方为辨白，而储已将床下一棒自骂自击，脑浆迸裂。都统以为疯狂，急呼医来，则已气绝。”

　　还有一种情况是屎尿恋。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六朝名僧宝志“好用小便濯发，俗僧暗有讥笑者，志亦知众僧多不断酒肉，讥之者饮酒食猪肚。志勃然谓曰：‘汝笑我以溺洗头，汝何为食盛粪袋？’讥者惧而惭服。”其实，以尿洗头和食猪肠、猪肚，原是两回事，食猪肠、猪肚是要把它洗干净的，正如食施粪肥而长大的蔬菜也要洗干净一样，以尿洗头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怪。至于“讥者惧而惭服”，“惧”名僧之怒则有之，“惭服”则可能未必了。

　　屎尿恋的极端方式之一就是饮尿与食粪。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也不乏这样的记载，如明初，有个叫宗泐的和尚，“嗜粪中芝麻、杂米和粥”食之。宗泐是明洪武年间的一位高僧，洪武中诏致天下高僧有学行者，宗泐是第一个应诏而奏对称旨的人；后来奉诏笺注《心经》、《金刚》、《楞伽》等经；又奉使西域；著有《金宝集》。再如“南州州人烹犊，取犊儿结肠中细粪，以箸调醯，谓之圣齑，无此一味，即不成盛筵”。

　　屎尿都是人体或动物的排泄物，而有人竟嗜之成癖。再推而广之，凡属以身上分泌、排泄以至于脱落的东西做饮食品的奇癖，都可以从性变态的方面觅取解释。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十一）载：“李楝之好服人精。”又载“驸马都尉赵辉喜食女人阴津月水。”赵辉这个人是明太祖最幼女宝庆公主的丈夫，家本豪富，姬妾多至百余人，在明初历事六朝，享受淫侈生活６０多年。又载元“知福建院权长舆嗜人爪甲。”

　　在《南史》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宋刘穆之子“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炙疮，痂落在闲，邕取食之，灵休大惊，痂未落者，悉禠取饴邕。”“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常以给膳。”中国古代有句成语“嗜痂成癖”，起源盖出于此。

　　恋物癖有正、反之分。正恋物癖的表现是嗜之，以上举的都是正恋物癖的例子；而反恋物癖的表现则是恶之、畏之，这种恶、畏的情绪之强烈，很难以常情理解，且与性有密切联系。例如宋洪迈《夷坚志》（卷四十一）载有《邓生畏萝卜》一则说：“南城邓椿年温伯，少时甚畏萝卜，见必呼啼，饤饾间有之，则怖而走，父母疑为人所吓致然。长而益甚，一堂之上，苟睹之，即不能坐；或招之饮，于蔬茹间置之者，遽舍而归。及老，田园亘阡陌，每出巡庄，好精意检校；佃仆黠者，阳遗一二于此，若打并不能尽者，才望见，怒骂而去；虽值阴晦暮夜，亦不肯留，谓彼家多蓄是物，虑再逢之尔。至今娼家祭祀，不敢复用。”按萝卜一般认为是阴茎的象征，邓生大概是在幼年时受过什么有关的恶性心理刺激，以至于厌恶阴茎，又因交替反射作用的关系，因而厌恶萝卜。如果我们不从性变态的角度来分析认识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与解释清楚的。不过，邓生的这种性变态现象似乎并没有发展到极端，他是有子孙的，这说明他还有性功能与性生活。江西邓氏，向称望族，南城一支，宋、明以还代有闻人；子孙在祭祀他的时候，居然还尊重他的这一奇特心理，可见其“影响”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