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忆贤妻

    妻子死后，做媒人四面八方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见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

    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忙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得早，妈守着你很苦啊，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启功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１９７５年，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她临去的时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挖啊、挖啊!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连一张也没丢。

    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须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无论多么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神不知，鬼不觉，就连启功也没告诉。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惠，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她勤劳、善良、贤惠，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启功有时发脾气，她却从不言一声，很厚道，什么都忍受。

    启功的老伴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著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了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

    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

    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启功２１岁的时候，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启功家是旗人，按清代传统都得在旗人内部论亲。

    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得钱做点好吃的，留着启功回来吃。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书，每月生活再紧，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

启功的贤妻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妻同他共渡患难，历经五七年反右与“文化大革命”的煎熬，最后竟先他而去，给启功留下了无限的怀念。

    在启功的心底，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是他的妻子章宝琛。

    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时常发脾气，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都是一面官司，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有多少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唯一法子了。

    她长启功两岁，２３岁与启功结婚，到启功６３岁时的１９７５年去世，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  

    １９７５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

    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

    刚结婚，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家里常有聚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他们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宿都侍候大家端壶倒水，从不插言。后来搬到黑芝麻胡同，再后来又搬到小乘巷，章宝琛弟弟的家住在四合院的两间南房。现在在启功家照顾启功的章景怀和郑喆就是她的侄子和侄媳妇。

    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

    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

    妻子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一次，造反派来抄家，什么也没查到，便问启功：“你家有‘封资修’的东西吗?”启功说：“‘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地说：“好吧，那就给你封上吧!”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启功家已查封”。这样，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其实，这不是说启功自己赢了输赢账，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真情难抛，他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１９３２年３月５日，母亲和姑姑便叫章宝琛过来帮忙。母亲对启功说：“宝琛该来了，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当时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看见对面林阴小道上，一位女子撑着把花伞，迈着莲花碎步，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摩挲了一下，不由轻轻地吟起了戴望舒的《雨巷》，这位女子不就是《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 

    姑娘来到跟前，启功轻轻地问：“你是章宝琛?”她抬头看了启功一眼，羞涩地点点头柔声问：“你是谁?”“我是启功。你比我想象中可爱、漂亮得多。”两片红霞倏地飞上章宝琛的脸颊，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１９３２年，启功２０岁时，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

    老伴去世后，１９７９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那位同志愕然问：“为什么?”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启功被划成“右派”分子。回家来，夫妻相对默默无言。妻子不解地问：“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右派’呢?”

    启功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既然有比例，就有倒霉的，我就是倒霉的。”妻子还是不解地问：“可你除了教书、写字、画画，又干什么来着?”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启功想了一下说：“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咱们是封建家庭，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划我‘右派’也不屈，宰了我也当不了‘左派’啊！”只有一点启功想不通：“‘右派’就‘右派’吧，干吗还要加分子!”妻子见他那抱头痛苦的样子，就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烦恼皆因多开口”，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着……”

    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原来没什么恋爱过程，只见过个把次面。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这位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像启功的好老伴，世上没有超过她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

    １９５６年，启功母亲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照顾十分周到，对她十分感激。启功曾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忍不住双膝跪下给妻子磕了一个头。

    “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符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