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式离婚》看心理维度

      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经典理论其实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成了万物的尺度，当人类在意见分歧时，就没有了一个可以依据的客观标准，借助外在的、客观的“物”加以定位、区别、整序成为社会发展有序化的一种必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格面具的出现就是整个社会发展有序化、合理化的内在要求，这就如同演员在舞台上演戏，在一出剧中扮演何种特殊角色而戴上某种面具以后，面具后的真实自我已经失去了真实的本性的“话语权”，代之的是一个可能与自己完全不同的面具下的“他”。精神分析心理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所谓的“人格面具”的理论。在荣格看来，人格面具的作用与舞台上的面具是相似的，它的存在使得生命个体对社会“人为地制造”出性格中非真实的一面，甚至可以这样说，人性中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格面具的必然。

    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是她原来是否这样。

    然而，这些并不是她本来的真实的自我，一方面，她的真实自我从她进入社会角色开始就已经被文明下的污染严重“遮蔽”了，而这里面就潜伏着与社会认同形象完全相反的本真，例如狂躁暴力、歇斯底里等等；另一方面，她也可能因为人格面具的过度膨胀而受到自卑感的折磨，例如对于社会要求的“妻子”角色性格（如贤惠、平等、温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表现出强烈的不自信。这正是剧中所极力表现出的“另一个”林小枫，人们只是一相情愿地认为是婚变导致了她前后性格的反差，却不去想婚前的她是否就真正代表了真实的林小枫？如果没有了上述多种面具而使她露出真实的自我，我们是否还会认为她后来的表现是“极端不自信”？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林小枫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面的，在社会上是一名小学教师，当她把自我认同于这样的人格面具之后，呈现在社会上的必须是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女性；在家里，她是一名妻子，需要具有贤惠文雅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位母亲，必须体现出慈爱宽厚。不同角色要求着不同的性格，但是，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阴柔朴实，至少应该与狂躁多疑、泼妇悍女等丑恶形象毫不相干。

    经济的脆弱剥夺了主人公在都市上流社会生活圈的话语权，容貌衰老也消解了主人公悠闲自信的心态，所有这些都是导致林小枫心理失衡的直接原因，但是林小枫从一名“本来应该”温文尔雅、贤惠传统的小学教师走向近乎歇斯底里、自谑狂躁的家庭妇女，其中的原因被归咎于所谓的“中年女人心理和生理失衡造成的极端不自信。”显然缺乏说服力。至少这些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同时，所谓的心理失衡也不是导致婚变的最根本原因。

    但是，人格面具对个体本真长久的遮蔽与压抑，不仅造成个体对真实自我的习惯性遗忘，而且常常驱使一个人的自我完全认同于人格面具，即所谓的“膨胀”。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人会由于自己成功地充当了某种角色而骄傲自大。他常常企图把这种角色强加给他人，要求他人也充当这样一种角色。……另一方面，那些人格面具过度膨胀的人本身也是受害者，当达不到预期的标准和要求时，他会受自卑感的折磨，也会自怨自艾。”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格面具的存在既是一张可以让他人以及社会认可并留下良好印象的名片，同时，也是一张对个体本真性格严重束缚与制约的契约。作为被人格面具压抑的真实自我精神丧失的一种补偿，个体无法通过话语权力来张扬的同时，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换取舒适的生活，或者更加自然的个体生活，使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有序状态。

　　 林小枫：婚姻改变了她的本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从人类精神的层面，通过对《中国式离婚》中的几个具体人物形象的分析，去追溯现代文明结构下的婚姻与人类古老的心理之维的血脉联系。

     对于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影视作品的解读同样如此，尤其是对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的解读，就可以从人类精神上集体无意识的领域去透析人性的本真与社会性的婚姻。

　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到卡西尔的人是符号的动物，再到弗洛伊德的人是追求满足的动物，无论对于人的命题有着如何的巨大差异和分歧，但在一点上是惊人的相似和一致，就是已经“先验”地为人设置了一个终极性的语境――动物性。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思辨会走向相同的归宿，但是在动物性的语境下透视人的本质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无疑是学理界不争的事实。然而，当作为特殊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成为一种载体托付起人的本质的时候，任何与人相关的话语阐释就受到无数“中间环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意义上可能根本不同的“场”，换句话说，一元化的命题被多元性地解构了。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同一个命题的阐释都具有了可能性与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解读方式就是一种误读，不论是正误还是反误，新的解读就取得了合法而合理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