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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活力得到了完全释放,民众的自由度大大拓宽。然而,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国门的大开,社会管制的松动,造成的是“泥沙俱下”,吸毒、卖淫嫖娼等一度被消灭的不良现象死灰复燃,伴随这一现象是艾滋病的滋生和传播,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挑战。
最初,艾滋病是外国人或海外归国人员带到国内的,由于当时国人对艾滋病的常识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每出现一个病例就会造成巨大的恐慌,佑安医院1990年收治的全国首例艾滋华人,就是典型一例,在吉林省,一名劳务回国的H IV感染者病情泄露后,全村人都不和他讲话,像躲避瘟疫那样躲着他。甚至不让他喝村里的井水,最后全村人凑钱给他做路费,让他离开村庄。
其后,艾滋病迅速呈扩大之势,从个别沿海省份的大城市到遍布全国,1997年之后,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爆发性流行,有专家这样向记者描述:“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艾滋病快速蔓延,很大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应对,对于吸毒、卖淫等容易导致艾滋病传播的活动,政府一直以严厉打击为主,缺少综合的治理之策,公安部门甚至一度把携带安全套作为抓获妓女的证据。严打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使这些艾滋高危人群的违法活动更隐秘,让他们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公共卫生部门完全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就加大了艾滋病的传播风险。
困境之下,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公共政策开始寻求突围,2001年9月,中国政府出台遏制与预防艾滋病的“五年行动”方案,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试点为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吸毒者可以享用美沙酮疗法也在全国推广,同时,推广安全套亦普及开来,许多城市提出目标: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的安全套覆盖率要达到100%。这种公共政策转型可以说是“破天荒 ”的,但也是理智的———艾滋病是一种病,既然是病,那它就跟感冒一样,需要治疗,要理解的仅仅是病的症状,而非得病的原因。
将艾滋病还原为正常的疾病,不再漠视、歧视,而是纳入到公共卫生的管理范畴,这使得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开始步入正轨。政府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对艾滋病人的关爱,也让公众非理性的“恐艾”情绪出现消退之势,进而,民间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燃起“点点星火”。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但感染者的绝对数却很大,因此,艾滋病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们之前错过了控制艾滋病大范围传播的最佳时机,这就注定我们在今后艾滋病防治上,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在未来全球艾滋病呈灾难性的流行趋势下,中国艾滋病防治之路,注定艰险漫长。
(内容整理:中医诊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