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性传播的可能性

　　可是，首先请不要忘记前面讲过的道理：作为一般女性，嫖客的妻子或者女同居者，再次传播给其他男人的可能性只有5．5％。

　　其次，请不要忘记：嫖客们不仅可能把艾滋病带回家来，更可能传播给性服务小姐。否则，那些刚刚走出农村的、未成年的、往往是在性产业里被“开处”的“小姐”，她们的艾滋病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我们总是更容易把她们看成是第一传播源，而不是第一受害者？

　　第三，嫖客里谁更加危险？男性厂长、经理、老板们。

　　按照主要职业来分类，那些形形色色的男性厂长、经理、老板们的嫖娼可能性（发生比率）是城市中的男性体力劳动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可是，他们肯定会觉得冤枉，因为其中许多情况是为了“应酬”。那么谁被“应酬”了呢？恐怕更多的是那些可以出租权力的人。

　　这些男人之所以更加危险，更在于他们同时最可能成为性传播的最主要的“桥梁人群”。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倚权杖势地与更多的“二奶”、“小蜜”、“情人”发生性交；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和更多地强奸手下的女性。这种“性的阶级霸权”表现为：他们平均有过6．41－6．27个其他性伴侣，是工人的1．95－2．60倍，是农民的2．87－3．37倍。

　　此外，调查数据还表明：在那些接受过性服务的男人里，有中医诊疗网．2％的人是发生在调查之前3个月以内，在6个月之内的占50．0％，在一年之内的占71．6％，在5年之内的占88．5％。也就是说，在1998年8月－2000年8月之内，中国性产业曾经出现了急剧的增长，比此前5年之内的规模扩大了4倍还多，比自从性产业重现以来的规模也扩大了2．5倍。可是，2000年的性病报告率反而下降了。除了数据不完全的因素以外，这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性传播的可能性也许被夸大了？

　　三、安全套的使用情况

　　●与配偶或者长期同居的人过性生活是最安全的

　　●与性服务小姐的临时性交是最不安全的

　　●在性产业中实行“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的性传播可能就不再是大问题

　　在我们的调查中，对于安全套的使用排列了4种情况：1、从未使用；2、较少使用；3、经常使用；4、每次都用。总的来看，安全套的使用率在中国人里仍然非常低。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这样一种排列顺序：

　　与不同对象性交时使用安全套的情况

　　不同性交对象每次使用者的比例

　　1、配偶或者长期同居者14．8％

　　其中，双方都是单一伴侣14．0％

　　多伴侣者与配偶18．8％

　　接受过性服务的人与配偶23．7％

　　2、长期的其他性伴侣20．4％

　　其中，与长期交往的16．7％

　　性服务小姐或者“二奶”

　　与不是性服务小姐的人27．2％

　　3、短期的其他性伴侣30．1％

　　其中，与短期的其他性伴侣（不是性服务小姐）23．0％

　　与短期交往的性服务小姐41．1％

　　4、与性服务小姐临时性交中46．9％

　　5、在调查前3个月内与

　　小姐的临时性交中65．7％

　　图表中的“长期”＝超过6个月；“短期”＝3－6个月；“临时”＝短于3个月。

　　在上面这个表格里，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表明了他们对于艾滋病风险的认识：与配偶或者长期同居的人过性生活是最安全的，与长期的其他性伴侣则不安全一些，与短期的其他性伴侣会更不安全，而与性服务小姐的临时性交则是最不安全的。也就是说，由于中国人在艾滋病风险越大的性交中，就越多地使用安全套，而且最近以来（1999年5月－2000年5月）更多地使用，所以艾滋病的性传播的可能性，已经被再度地缩小了。正是这个因素，才使得2000年的性病报告率下降了。

　　如果这种良性状态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例如在性产业中实行“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的性传播可能就不再是大问题。

　　因此，请不要仅仅依据现有的性病报告率，来推算性传播的可能性。

　　请不要把艾滋病恐慌作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

　　技术小档案

　　调查是这样做的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进行的全国分层抽样调查。作者为负责人。课题组成员还有：史希来、郭大平、王爱丽、蔡鑫、黄琦、黄盈盈。

　　随机抽样的方法是：按照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为分层标准，侧重东南沿海地带，总共分为14层；以县级地区为初级抽样单位，抽取60个。县以下使用PPS抽样到居委会或者村，然后依据核实过的居民名单进行等距抽样，而且涵盖了当时当地的流动人口，抽样误差小于0．04。统计分析时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加权

（内容整理：中医诊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