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随着经济,文化和科学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妇女的生育水平已经在显著降低。在人口学里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概念,叫总和自然生育力,以TF来表示,是指妇女在育龄期无任何抑制因素的情况下的生育能力。TF因种族,区域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一般情况下,一个妇女的生育指数为17。每个妇女的育龄期一般为30年,除去17%的不育期,平均每个孩子出生间隔为17.5个月。而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比这要低得多,这里就有观念的作用。
抑制性的生殖功能,需要通过具有性能力的男人和女人来进行,这就要解决人的观念问题。性行为是人们一种自然的、本能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它的社会性表现在它受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受一定思想观念的支配。强烈的生殖目的,就会使性交的生殖功能充分显示,结果是生育繁多;强烈的享乐、爱情目的,就会抑制生殖功能的显示,后果是生育稀少。因此,从总体上说,性观念影响到妇女的生育水平,影响到人口出生率。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也逐渐在发生变化。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以生育后代为性交目的的人已经大大减少了。据《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公布的材料,大学生对性交目的第一肯定的回答,为寻求感官快乐者占21.3%,为发展爱情者占54.7%,为组织家庭者占6.5%,为生育后代者占2.9%,为排除孤独者占3.9%,为满足对方要求者占1.5%,未答或不详者占9.1%。可见,以生育后代为性交目的的大学生已经是很少了。这种情况,同妇女文化程度越高则生育指数越低、节育率越高的人口统计联系起来,恰好说明性观念不同则人口出生水平也不同,性观念的转变有利于生育节制。同一调查显示:认为性交是为了生儿育女的需要的,农村夫妻比城市夫妻高出四倍,把城乡妇女生育水平联系起来考察,同样说明性观念对人口生育的支配作用。
二十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有人统计20年间17个国家,低者如罗马尼亚降低幅度为10.4%,高者如德国降低46%,法国降低50%,平均降低30%多。30年代有人在《人口问题与产儿制限》(林历星)一文中分析其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时指出:“他们的国民都以谋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为中心,遂至把性之一事当作是一种自己娱乐的行为,不注意于生殖作用,甚至于设法避免妊娠生产,便是生产率低下之一原因“(林历星:《人口问题与产儿制限》《北平晨报》“人口副刊“第4期1932年7月3日)。可见,性享乐观念的广泛存在是妇女生育水平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家族观念较深,“多子多福“的思想浓厚,两性结合被单纯地视为“传宗接代“的手段,认为妇女的最高价值是生育儿女。这种旧的性观念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生育繁多,一是性享受观念被冲淡,降低了人的性价值。
当然,性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一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的产物。但是,性观念做为一种文化形态,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它有可能经过启发引导而转变。要承认追求爱情和性享受是人的一种自然需要,实现自己的性价值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和要求。而且,我们所说的是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性享受。这种追求会激发人们的避孕要求,增强人们生育自我节制的动因,促进降低人口出生水平。“多子女“的生育意愿同守旧的性观念、性愚昧是正负相谐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强化追求享受、发展爱情的性观念,会淡化娶妻生子、繁生密育的生育观。计划生育宣传,在否定“多子多福“观念的同时,适当结合转变性观念的宣传,会有利于群众接受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