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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是农业为主体的民族,生活在长江以南温带亚热带气候湿润的山区,这些地方药物资源十分丰富。苗族应用药物的历史悠久,历代本草书均有很多记载。
从历代医籍中,可以看到苗族先民对药物命名的痕迹。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有用来治病的“答”,这个“答”,汉语无法解释,而苗语却很了然,现在苗语仍称豆为“答”,可见“答”是豆类植物,是汉语记音词。据新近的统计,《湖南农村常用中草药手册》中,中草药借用苗语记音的药物,药名直译(记音)的占有30%左右,苗名意译的占40%,这说明苗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由于苗族地区盛产药物,是历代地方官上贡朝庭的主要贡品。《宋史·蛮夷列传》载:“咸平元年,古州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马十匹,水银千两来献。上溪州刺史彭文庆来贡水银、黄蜡。”“咸平五年,汉(王旁加尧)(西南夷王龙汉(王旁加尧))又牙校率部蛮千六百人,马四百六十匹并药物布帛等来贡。”历代本草如《本草纲目》菖蒲条引宋代苏颂的记载说:“黔蜀蛮人常将(菖蒲)随行,以治卒患心痛,其生蛮谷中者尤佳。人家移种者亦堪用,但干后辛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这段记载说明了苗族用菖蒲治病的情况,也说明了产地与药品质量的关系。《滇南本草》(于怀清本)有灯盏花主治“左瘫右痪,风湿疼痛”的记载,是据云南邱北县苗医的经验收载的。《植物名实图考》也收载了不少苗药,如白及条有“白及根苗妇取以浣衣,甚洁白,白及为补肺要药”的记载。
改土归流后,苗族的药物得到较大的发展,曾有过较为兴盛的时期,这是由于对药物需要的增加,使得药市得以繁荣,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黔东南和湘西等地大批药材经湖南洪江、常德转销武汉等地,刺激了药物的生产经营及药市的产生。如号称“滇黔锁钥”的关岭县,据《关岭县志》记载商品类药物已达200余种,其境内的关索、坡贡、永宁、花江等地形成了繁荣的“场期药市”,许多苗医一方面售药,一方面看病,还进行民族医药的交流。其他如黔东北的《松桃厅志》就记有苗药52种,湘西《凤凰厅志》也记有苗族常用药物100多种,并进入市场销售。苗药的药市,使种植生产苗药的药园发展起来,促进了苗药的发展。如湘西风凰县禾库村老苗医吴忠玉家药园有近200年的历史,贵州安龙县酒垤村老苗医杨明珍、熊德芬,关岭县老苗医杨少堂家都有祖传几代的药园。
苗医药物品种繁多,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等1000多种。所用药物,疗效很高,且和中医有许多不同。“药色诡异,非方书所载,统称草药。”(光绪《凤凰通志·风俗》)有些药虽为中医本草书所载,运用也有很大不同,具有自己苗药的特点。
苗医对药物应用的原则来源于生活的实践和几千年的用药经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苗药命名,有的突出药物的特殊形貌,有的反映药物的特殊气味,有的则根据药物的特殊功效……,总之,命名形象而具体,注意实际,易懂易记。苗医很重视药物的功效,为此还编出许多口诀,各地均有,生动易记。苗药在加工炮制及剂型方面,苗族医师除多数主张用生药外,还懂得将药物通过晒、炒、浸、酒制、醋制、茶制、尿渍等加工方法,使药物减低毒性,提高药性。在用药上主张“立方简要,“一方一病”,“对症(病)下药”,以单验方治病为主。民间有“三千苗药,八百单方”之说,事实上不止如此,仅湘西一带,单方达1000多个。
由于苗族历史上无文字,对其医药的发展,历代文献记载甚少,但经过近年的实际调查,发现了苗族医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虽然苗族在历史上倍受压迫和摧残,但却以自己的创造精神和民族形式,形成创造了自己的传统医药,是我国各民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必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为苗族的健康繁衍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