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医药的形成

    苗族医药作为一种传统医学被人们认识和引起重视，还是近代的事，即苗族社会经济发展地位较高的时代。由于苗族与外界的交往增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湘西、黔东交界的腊尔山区和黔东南雷公山区，在清朝乾隆之前，还未入“官籍”，被称为“苗族生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仍沿袭清初土司制度，有“蛮不入境，汉不入洞”的禁令，汉医药没有传入这些地区。据地方志载，汉医药的传入是在全面改土归流之后，而西医的传入，则是民国以后的事，这说明当时广大的苗族地区，治病全靠自己的苗医苗药。

    苗族地区的医药，在改土归流入官籍之前，就已经享有盛名。道光《凤凰厅志·丧葬篇》记载：“苗地多产药饵……，其药名诡异，非方书所载，或吞或敷，奏效甚捷。”《兴仁县志》载白苗“喜居高山，常采草药，售于市，转徙不恒。”这是地方统治阶级对苗医存在的承认和肯定，这是在对苗族人民十分歧视的时代，作为官方撰修的地方志作出的记载，说明在这之前，苗族医药已经形成。

    以后的记载逐渐增多，清咸丰年间，苗族领袖张秀眉在黔东南领导了震憾全国的大起义，义军中有一位住在黄平黄飘地方的苗族老人叫潘购赊里江，担任医生工作，用苗族医药为起义者治疗疾病和枪伤，是苗族较早的职业医生，至今仍为苗族群众怀念。苗族医生技术高的有起死回生之术，19世纪中叶，湘西苗医治肚脐风的医术已经很高明，还能割取病人腹中的毒瘤，几天后伤口即可愈合。光绪《凤凰厅志》说，苗族医生治疗麻风病的医术颇高，有的还能开刀治肺病。同治年间，永绥厅苗医师石光全精通骨科技术，在治疗颅骨骨折、脑挫伤、脑震荡方面很有办法，远近闻名，被苗族歌圣石板塘编入《苗族名人歌》中加以歌颂。凤凰厅的麻老苗用药外敷，可取出体内竹签、弹片、铁钉、铁屑等异物。还有如松桃厅的杨八厅、龙老二，凤凰县的龙长清、吴老如、谭明清，花垣县的龙玉六等，都是远近闻名的苗医师。据《贵州通志》载，19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族医师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出死胎，曾轰动一时，传为奇闻。贵州黎平的苗医能治毒箭射伤和毒蛇咬伤：并能用古老的膀胱取石术取出结石，雷公山的苗医治疗蛇伤可谓里手，并能在短期内治愈能致人死命的疔、痈、疽和毒疮，对关节炎和风湿症也有较好治法。苗医伤科中的“正骨”特别有名，云南《马关县志·风俗篇》载，“苗人……，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湘西、紫云、关岭、镇宁等的苗医也很擅长治疗骨折，以小夹板固定并外敷以伤药，20～30天即可痊愈，紫云县苗医杨老包即以擅长骨伤而远近闻名。由于苗医的医术出名，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总理多次派人到湘西要求苗医到北京行医。

    苗族医药师许多人有良好的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有的已成为医疗世家，如贵州黄平苗医杨光利，三代行医90多年，祖辈行医按五经进行分治，但更多的是土生土长于群众中不知名的广大苗医。他们按符合本民族特点的方式行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都具有一技之长。由于缺乏文化，他们不具备整理总结医疗经验的能力，只对疾病有青朴素的认识，具有初步的医药理论的知识。这些苗医没有付诸文字的医药论著，仅以师承父授，或以苗谚歌诀口传心授为传播方式，苗医除行医治病外，也参加一些劳动，完全融合在群众中，这种职业(包括业余)苗医，在当地统称为草医、土医，有很庞大的队伍，这种苗医的形成，可追溯到未改土归流之前的元朝和明朝。苗族职业医的出现，是苗族医药形成的重要标志。

    苗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但知医、行医者多，而且深受群众欢迎。在农村中，许多寨子都有苗医，他们了解和熟悉本民族的健康状况，诊疗上有民族特色，看病不分贵贱，收钱很少，苗医历来就是医护一体，无专门的护理员，自古有：“行医上门，送药到手”的医德。苗医在历史上无专门的医疗机构，均是个人设诊，采取民间行医的方式，较能及时发现和处理疾病，方便了群众。贵州关岭一带的苗医，每年远出行医者极多，外出行医的人都是一个小组，二三人不等，药品自备，随用随采，除配售草药外，尤其重视外治法，均简捷而有疗效，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关岭县五岗乡一苗寨，500人中有300多人能看病，被誉为“苗医之乡”。从贵州历史上来讲，苗族草药医在城乡人民中享有盛名，不少人都请苗医治病，他们不但能治常见病、多发病，也治好了不少疑难怪症，很受欢迎。苗医对风湿、偏瘫、胃炎(心口痛)、骨伤、骨髓炎(巴骨黄)、颈淋巴结核(九子疡)、癫痫(羊癫疯)、炭疽(飞疔)、肺痨等疾病有较好的疗效。苗医对妇科病的月经病、子宫下垂(吊痂)、不孕、避孕，产科中的难产、产后病(产后风月家病)等，以及儿科的惊风、疳积等，都有有效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