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瘟疫一证，历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龙汤、阳旦汤，越婢汤、黄芩汤、白虎汤、大小柴胡汤、三承气汤、麻黄升麻汤，诸条列瘟疫之见证，为汗法、下法、和法、双解法，轻重深浅，纤毫备具。特散见于诸经条中而未尝直指其名为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书本伤寒立论，而互为区别之书，非专论瘟疫之书，且上古文辞简易，详于辨证，而不详于立名，欲人从证上细辨，则不必于名上区别，而自无混治之失。嗣是而后，河间有《宣明五气论》，则论瘟疫较详，立法更备。如桂苓甘露饮、黄连解毒汤、三已效方、凉膈散、人参石膏汤、双解散诸方皆是，而亦未正其名。易老、东垣，大羌活汤、九味羌活汤，立方更备，而亦无专书、无特名。至吴又可先生贯串古今，融以心得，着时行《瘟疫》一论，真可谓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矣。顾其书具在，而时贤有未见而不用其法，或虽见其书。而不能信者，无怪矣！有口诵其书，啧啧称道，而对证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则曰此时证也，而手则仍用伤寒之方，拘伤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证之法耳！愚目击心伤，不揣固陋，而取吴子之原本，或注释，或增订，或删改，意在辨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证之始，故首增辨气、辨色、辨脉、辨舌、辨神诸论于开卷，使阅者一见了然，则吴子之书，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横夭者少，生全者多，诚斯世斯民之幸也！     上元戴天章麟郊甫识于存存书屋          乾隆四十八年岁在癸卯夏五月望日孙男嗣琦谨书      序     先大父北山先生，以通儒邃医学，所论著《伤寒杂病》诸书及《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凡十数种，皆先世父雪村先生行楷细字，录藏于家。近书坊中有刻本《瘟疫明辨》四卷，祖启购阅之，即先大父存存书屋《广瘟疫论》也。虽易其名，幸未改窜其文，不知何人误刻为歙人郑某之书。在先大父固不争此，而子孙见之，不容不正也。因出存存书屋原本，校而刻之，以纠伪传，广先德。因叹《伤寒》一书，注者百家，至程郊倩实为独辟鸿，后有慈溪柯韵伯《论翼》出，而《伤寒》之书，叹观止矣。瘟疫一证，古无成书，至吴又可，实为独辟鸿，更有先大父此书出，而瘟疫之书叹观止矣。事固有更阅数千年而后得所折衷者，此类是也。代生名贤，民何幸欤！     乾隆四十七年岁在壬寅秋七月望后二日          孙男祖启谨识      序     六淫之邪，中人为病，病寒尤甚。盖风者，善行数变，其势猛急；寒者，收引拘束，其气坚凝。故其病患也，不假少贷，而为患至速。各家医书，均首列中风、伤寒二门，以示后学。习是业者，咸致力于风寒，以求诸病扩而充之，触类引伸，固无所不概。若执而守之，亦不免刻舟求剑，而所遗实伙。虽长沙有论，后学注释繁多，究使指归不定，以致湿温、时疫，漏而不讲。迨吴又可《瘟疫论》出，稍使人知疫与伤寒同途异归，不可拘伤寒法而治疫。然其辨悉，犹不若《广瘟疫论》之提纲挈领，晓畅明白，能使不习医者洞然领略也。予于庚寅，偶得此书，故友王村舟言是书乃金陵前辈麟郊戴公存存书屋之稿本，近为仪征郑氏所刻，发坊未久，板已散失，坊间竟无觅处，予每惜之！庚子迁居北城，得识国子学正戴敬咸先生，乃知麟郊公为先生之祖，因叩及是书藏本，与予所得者相校雠，一字无讹，虽郑氏前刻，未将存存书屋之来由道出，情似掠美，然非其剖劂流传，则予亦不得睹见，而无由与敬翁先生探其本源也，因怂恿梓行，以继前徽。壬寅冬正在付梓，尚未蒇工，而敬翁先生忽婴疾而逝，今其嗣君踵成是书，嘱予纪其本末，予亦不敢以固陋辞，谨叙其事，以纪麟郊公之作美于前，而得其贤嗣继美于后，庶此不刊之书，得以永垂霄，救济生灵，实可上媲长沙之功，而庇医林后学于不浅矣！     乾隆四十八年岁次昭阳单阏氏皋月会稽沈懋发撰      [卷之一] 一辨气     风寒气从外收敛入内，病无臭气触人，间有作臭气者，必待数日转阳明腑证之时，亦只作腐气，不作尸气。瘟疫气从中蒸达于外，病即有臭气触人，轻则盈于床帐；重则蒸然一室，且专作尸气，不作腐气。以人身脏腑、气血、津液得生气则香，得败气则臭。瘟疫，败气也，人受之，自脏腑蒸出于肌表，气血、津液逢蒸而败，因败而溢，溢出有盛衰，充塞有远近也。五行原各有臭气∶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肾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杂气，非臊、非腥、非焦、非腐，其触人不可名状，非鼻观精者，不能辨之。试察厕间粪气与凶地尸气，自判然矣。辨之既明，治之毋惑。知为瘟疫而非伤寒，则凡于头痛、发热诸表证，不得误用辛温发散；于诸里证，当清、当下者，亦不得迟回瞻顾矣。 前一页 ◇ 后一页 ◇ 二辨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