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坏死靶向治疗

    肿瘤的分子靶向治疗

    肿瘤的分子靶向治疗是指利用肿瘤组织或细胞所具有的特异性(或相对特异的)结构分子作为靶点，使用某些能与这些靶分子特异结合的抗体、配体等达到直接治疗或导向治疗目的的一类疗法，是近年来最具活力、倍受关注的领域[1]。其在临床治疗中地位的确立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大进展，主要是：对机体免疫系统和肿瘤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的深入了解；DNA重组技术的进展；杂交瘤技术的广泛应用；体外大容量细胞培养技术；计算机控制的生产工艺和纯化等。明确了肿瘤的发生实质是系列性基因突变的结果，由此引发某些生物大分子在产生、产量、、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出现异常进尔导致细胞和整个生物体的异常。如基因突变所致的肿瘤抗原性的改变，肿瘤抗原提呈环节及其过程的异常，免疫活性细胞的激活机制的改变，肿瘤抗原的调变及免疫抑制等。这些突破性进展带来了肿瘤治疗的实用性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生物治疗有了更明确的目的性、靶向性和有效性[2]。

    TNT治疗的基本原理

    TNT则是分子靶向治疗方法之一。早在50多年前，人们就发现相对于正常细胞，肿瘤细胞呈现极高的增殖特征，并伴有异常分化和中心部位的坏死，过快的细胞增殖引起瘤组织的血供、氧供障碍，进而引发区域性细胞死亡。如高度恶性的Burkitt’s淋巴瘤，细胞增殖率可达95％，而死亡率也达90％[3]。同时，肿瘤组织内的微血管也因快速增长和瘤细胞某些分泌成分的作用，呈现结构和功能上的缺陷，这种缺陷原本是有利于瘤组织的血流和营养灌输的，但这一”Leaky”特征也为靶向分子的通透与靶点结合提供了条件[4]。但TNT作为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还是近年确立的。

    起初，人们根据肿瘤组织多伴有中心区坏死的特点，利用核素标记的抗细胞核内成分抗体进行肿瘤的示综检查，发现这些标记的抗体在瘤组织与正常组织间的分布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进尔逐渐过渡到一种特定的靶向治疗技术。细胞坏死后暴露的主要成分是DNA和组蛋白，构成了特异性治疗的靶点。TNT治疗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肿瘤组织的微血管和细胞膜的这一特点，应用能与细胞内核抗原成份结合的靶向分子携带杀瘤物质，滞留或定位于肿瘤组织内，造成肿瘤的特异性杀伤[4]。这些靶向分子主要是抗细胞核内某些组份的抗体，杀瘤物质为核素、生物酶、前体药物或某些抗瘤细胞因子等。靶向抗体结合一个坏死细胞的靶位，可导致周围10个肿瘤细胞的死亡，瘤细胞杀伤后释出的靶向分子又可进入相邻的瘤组织造成进一步的杀伤，如此使杀瘤范围不断扩大，直至正常组织细胞。鉴于TNT靶向分子在正常组织中的低通透、高清除、低滞留，因而在达到较好杀瘤效果的同时，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却很小。已有众多报道充分肯定了TNT在小鼠移植瘤实验研究中的治疗效果[5,6,7]。

    TNT技术的核心是靶向分子－核抗原特异性抗体靶向分子是TNT技术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选择任一种杀瘤物质与靶向分子结合。理想的靶向分子应具有以下特点：高特异靶抗原结合性；适当的分子量范围以便于靶向分子在瘤组织内通透；与靶分子结合时呈高亲合力；分子的化学结构有利用于稳定，减少清除；与治疗对象有生物同源性，最大限度地避免宿主的异种蛋白反应等。抗体是目前最常选用的靶向分子，自1997年来，十几种人源单克隆抗体药物的上市与临床应用为生物治疗竖起了一面旗帜[8,9]。抗体及其介导治疗有着最佳的理论基础，其一抗体治疗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治疗，而目前普遍应用的免疫调节分子治疗、基因治疗、肿瘤疫苗等则属于间接治疗的概念；二是抗体有极佳的靶组织特异性，这是任何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70－80年代人源抗体制备技术上的限制影响了肿瘤特异单克隆抗体真正作用的发挥，随着抗体人源化技术的进步，抗体治疗的优势正逐步显现，成为某些肿瘤治疗的不可或缺的手段。目前在进行临床前期试验的单抗药物有数十种之多，预计在短期内会为肿瘤的生物治疗增添一批生力军。
抗体及其介导治疗有极好的发展前景，目前主要的缺陷为：一是生物蛋白性药物的制备工艺要求复杂，成本甚高，对多数患者来说还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二是抗体的有效性取决于靶抗原的特异性与表达状态，而肿瘤特异性抗原，高表达膜抗原在肿瘤中却甚为少见，使特异抗体的开发非常困难，成为抗体靶向治疗的主要瓶颈[10]。TNT治疗所用的抗核成分抗体则恰恰避开了这一限制，细胞内的DNA、组蛋白等结构成分是任何组织细胞中的基本组分，但由于血管与细胞膜的选择性通透作用，只有坏死细胞、病理细胞才可以与靶向分子有接触的机会，这在事实上形成了这一特异选择性，为TNT疗法奠定了基础[11]。同时，鉴于实体瘤分化与结构特征上的共性，针对这些靶位的抗体药物在理论上可用于任一种或多种肿瘤，这是以往研制的针对膜表面分子的抗体所无法比拟的。
    TNT技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美国FDA批准已用于临床的针对瘤细胞表面分子的靶向制剂已有十数种，并取得了极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但不断寻找新的瘤细胞特异的表面分子作为靶点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有限的，这恰恰是分子靶向治疗的关键所在。据已有文献资料，迄今唯有Peregrine开发了TNT的几种抗体，其中以TNT－3的临床实验效果最佳。chTNT-3已与多种杀瘤物质复合，在肺癌、结肠癌等做到了I、II期临床并取得了极佳效果[12,13]。FDA已批准TNT治疗的一种新制剂－Cotara进入快速审验通道，目前，Peregrine正与Oakwood 和Biopharm等诸家公司合作，将TNT治疗向更广泛的领域推进。

    TNT－3是小鼠的Fv基因与人IgG(1)Fc基因的嵌合重组产物[14]，人源部分占70％，鼠源部分占30％，纯化后的抗体以131I标记。该产品已在数种实体瘤作I期或II期临床进行了验证，获令人振奋的结果。97年中华第5届核医学年会上有专家报道，他们与Peregrine合作开展的TNT疗法，在8例晚期复发的脑胶质瘤患者的治疗中，有7 例达完全缓解，无瘤期长达12－15个月。亦有报告在上海应用该方法治疗了1例肾癌、1 例胃癌、2 例肝癌、3例结肠癌和三例肺癌；亦有报道应用Phage display的抗体库技术筛选到人源抗核抗体，并显示具有与鼠源同类抗体相同的生物学活性和生物体内分布[15]，但未见后续相应的工作。国内未见类似报道。

    应用噬菌体表面呈现技术构建人源抗体片段组合文库已有诸多报道[16], 本课题组在该研究领域已有较丰厚的积累[17,18]，目前已完成人源自身抗体噬菌体表面呈现文库的构建，并正着手从该专题文库中筛选阳性克隆，制备全人源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NT靶向抗体, 旨在尽快推动国内的TNT治疗，为肿瘤患者提供更好的诊断与治疗。

    肿瘤坏死靶向治疗极有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

    TNT虽然属分子靶向治疗，但与其他分子靶向治疗有根本的不同，基点是其针对的靶点是细胞核的成分，这些分子本身是非特异组份，但由于其在胞内，非靶向分子常规可及之处。而瘤组织的毛细血管和瘤细胞膜具有较高的通透特性，对肿瘤细胞而言，核内成分抗原就成了瘤细胞的特异性靶分子。从理论上讲，TNT靶向分子可适用于包括实体瘤在内的各种肿瘤，临床实验结果也表明，TNT制剂确有治疗上的广谱性，为肿瘤的特异治疗提供了一条可行、有效的新思路、新途径。